对话维世资管实行董事长徐莹：资金本钱抬升将成相对永世趋向AI投资应持永远主义心态｜湾区资管对话
11月14日，美国公布的10月份通胀数据低于预期，而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大概率结束。
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有更多证据表明通胀正在降温之前，美联储不会宣布结束历史性的加息。如果经济和通胀没有像普遍预期的那样放缓，将为未来再次加息敞开大门。
事实上，美联储自2022年3月开启的激进加息周期已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多重影响。除了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外，投资者普遍关心：在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等复杂因素交杂下，如何调整投资策略以应对趋势变化？如何构建穿越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资产组合？此外，近年来，元宇宙、芯片半导体、大模型等新兴科技概念层出不穷，科技投资的长期趋势在何？
围绕上述话题，日前，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了维世资管（香港）有限公司（简称“维世资管”）创始人、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超级桥”理事会联合创始人徐莹。
徐莹长期深耕亚太资本市场，曾为著名的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Bwin必赢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办公室、大型金融机构等管理股票投资组合，是一二级市场权益类投资私募信贷和结构化产品专家，具备二十年的国际资管视角和中国耕耘经验。在创立维世资管前，曾就职于摩根大通、瑞士信贷、花旗集团等知名机构。
我认为，不能仅凭近期全球各大央行的动作，就断定过去几十年的货币宽松周期已经结束。实际上，过去40年全球长周期的债务扩张和流动性扩张的结束才刚刚开始。从上世纪70年代末美元霸权的形成，到80年代美国央行实施对抗通胀的政策开始后，全球开启了以美元为主导的流动性供给，导致资金成本不断下降，由此开启了全球化贸易科技和文化融合的浪潮，带来了几十年的全球经济繁荣期。去年由美联储开启的猛烈加息动作，确实向外界释放出这种政策模式结束的信号，但这个结束并非短期现象。尽管美联储10月份最新的议息会议决定暂不加息，但这并不能说明拐点已到。相反，这个周期对经济范式、商业模式和资产价格的影响才刚刚显现。毕竟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长周期，其底层逻辑的改变和逆转不会在几个月或一两年内就能看到终极效果。
首先由于利率的急剧升高，使得资本成本的改变较大。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几乎所有发达市场都进入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环境。在过去15年中，许多新兴企业往往更关注收入、市场份额和规模的扩张，而不是资金成本。当资金成本变贵，获取资金变得困难，流动性收紧时，这些商业模式会受到较大影响。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的估值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例如，以股票市场为例，在美国等发达的市场中，一些长期看不到盈利前景的软件公司和互联网新兴公司，甚至在疫情期间受到宠爱的公司，近期其股票估值都大幅下滑。
当资本成本大幅增长，企业的整个收入模式、成本模式、盈利模式和运营模式都会面临巨大挑战。我认为这可能需要3-5年的时间，实体经济中的操盘手才能意识到这种深远的影响并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
在未来20年内，具有重资产、高现金流产生能力和可持续盈利分红能力的行业可能会回归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这是因为资本成本上升是相对永久的趋势，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科技资源的成本上升，这将考验企业的真正盈利能力、现金流产生能力和持续回报股东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债务还是股票类别中具有这些特点的资产都将更受青睐。
在全球经济恢复和增长态势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特点，这将影响全球投资的逻辑。
由于近年来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变化，全球产业链正面临重构，一些具备一定体量、年轻劳动力人口供给和开放资本流动市场的区域，例如墨西哥、越南和印度等国家，将开始参与到全球工业产业链转移和重新布局的需求中。因此，这些国家将成为全球资本投资的新关注点。
我们认为，过往全球科技、贸易的协同发展与全球化趋势正在转变为全球科技的竞争，甚至是对抗和分野。特别是在半导体、新能源等技术领域，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强烈的科技对抗趋势。
。由于地缘政治和产业链安全的考虑，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重塑、重构和部分转移。各国都在考虑近岸化，让产业链离自己的市场更接近消费者。这种转移将对制造业和消费行业的商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40年，全球总体上处于一个和平的年代。然而，近年来的战争和冲突提醒我们，和平可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全球财富。在这种背景下，投资范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为未来的投资带来了重大机会。总的来说，我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悲观，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和挖掘一些过去不太关注和不太研究市场，以发现潜在的重大机会。
我觉得过去10年，很多投资者的财富效应集中在高科技行业和成长性回报因子上。然而，由于内外部因素影响，利率上升和资本市场波动率增加时，集中在一个大行业和一种回报因子的组合会受到较大的伤害。因此，投资者首先需要在市场、资产类别、产业类别和投资证券品种上进行分散。例如，从相对集中的股票转向债券等其他全球商品，从集中投资于中国市场或美国市场等一两个市场向全球市场分散。在投资界中，我们常说唯一的免费午餐就是多元化，通过有效多元化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财富组合，以避免受到单一风险因素的打击。
科技创新永远都是以自我否定，用当代经济学大师熊彼得的话来说就是“颠覆式的创新”。熊彼得认为，创造性破坏是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也是经济演进的内在动力。我认为，在投资科技创新行业的时候，首先投资者要警惕，在新兴的科技概念中，被颠覆的是什么？
此外，投资者还需要考虑科技创新价值创造的本质以及其商业模式是否成立。例如，近年来，元宇宙概念非常热门，但与其相关的很多商业模式并不能形成可持续的收入和健康的现金流正循环，因此，与元宇宙相关的商业故事很快就像流星一样消失了。
同样地，近年来，人工智能AI这一概念也非常火，似乎“逢行业必AI”。但投资者需要深入研究其在产业中的运用以及所需的上游技术供应。通过比较美国与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资本市场对AI的投资更偏重于底层技术和生产所需上游资源，比如说AI所需要的芯片、所需要应用软件，这些上游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中是更受青睐的，换句话来说，美国市场投资AI，更多地是关注实实在在的行业。
因此，我们认为，投资者应该关注这些上业，而不是追逐一些虚无缥缈的AI概念。同时，对于AI在产业中的运用，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和技术投入，这些投入不一定能在中短期内见到实际效果，因此对AI的概念需要抱有长期主义的心态。
从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资本市场的恢复，资产管理行业在发达国家市场呈现出持续成长局面。从行业发展阶段来看，资产管理市场在欧洲和日本目前处于存量阶段，行业的未来新兴之地应该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虽然近年来，我们的资本市场受到了部分挑战，但是一些结构性的底层变化在发生。首先，我们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这意味我们过去4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所创造与积淀的两代人财富，需要通过投资转化来形成可持续的财富。在最有希望的成长市场，在最有希望的行业和用最有能力的职业管理人，帮助财富实现长期的延续。这是资产管理行业很好的基础，也是支持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
其次，在监管方面，2018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出台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业界通常所称呼的“资管新规”，使得国内资产管理市场严格规范和机构化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我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类比过“资管新规”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ERISA法案”（“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 ）。两者的出台在时空背景上有一些相似之处，ERISA法案亦是在美国进入人口结构变化以后，资本市场机构化发展的制度变迁。
综上所述，从市场制度的角度以及财富积累、人口结构的角度而言，中国具有成为最大增长前景、全球第二大资管市场的潜力。
，在你看来，这一模式与传统资管模式下的FOF和家族办公室有何不同？优势在何？
我很幸运能从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积累经验，把最近20年在海外，特别是美国市场兴起的“外包首席投资官模式”（OCIO模式，Outsourced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落地到中国。在资产管理行业，OCIO模式属于“资产配置人”（Asset allocator）这一业态，这就意味着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为财富创造者和资产所有者提供资产管理的全能力服务。与多元家办只服务于一种财富所有者不同，OCIO的目标人群是财富创造者和资产所有者，包括企业家、企业、国家主权基金、养老金、社会组织以及高净值个人等。与FOF（Fund of Funds）的区别在于，FOF是标准化产品，无论谁购买，得到的都是同质的产品。而OCIO提供的是一个服务，一个综合性的能力，我们会根据每个财富所有者的资产禀赋、风险偏好、投资目标和时间的不同，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投资计划和实施方案。
首先，必须看到的我们的机会是巨大的。在资本市场大发展的近20年，中国资本市场及国民在相当短的时间里面创造和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中国资管行业缺乏大量的具备自主研究、发现与实施风控能力的优秀人才。因此，形成了资管需求巨大但优质供给不足的良性的、供需不平衡的资管市场状态。此外，由于中国市场的财富形成比较年轻，对于OCIO这一舶来品，在开拓市场前期，我们往往需要与客户进行更长时间的深入沟通和了解，以便财富创造者和资产所有人能充分理解这一模式的投资方法论和管理体系，但是信任壁垒一旦构建了以后，合作的关系会相当持久。
大湾区具备产业、金融、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这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如果我们将大湾区的经济体量视作单独经济体来看的话，大湾区的经济体量基本上可以位列全球前十，大湾区亦积累了雄厚产业基础。
其次，大湾区横跨中国内地的法律制度以及通过香港对接英美法系的双重法律体系，为企业提供了基于中国内地广大市场的腹地支持，又通过香港为桥梁在全球资本市场拓展空间。
此外，国家政策给予了大湾区很大的支持，例如跨境人民币的银行业务、理财业务，以及各种跨境投融资制度都优先在大湾区落地，为区内的金融机构与全国、全世界的双向资本交流提供便利，在金融国际化层面，大湾区作为全球资本进入中国的桥梁的优势依然存在。
作为“超极桥”理事会联合创始人，请你谈谈“超级桥”创办的理念与愿景是什么？
首先，我们相信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地区在产业链重构、新消费者群体崛起等方面将产生巨大的增长力量。然而过往这些地区的声音和机会在西方主导的传播中往往被忽视。因此，我们决定在一个文化中立、经济开放、交通便利的地方搭建一个国际平台，让这些未被充分发现和关注的机会和声音得以表达出来。这也是“超级桥”创立的初衷。其次，我们发现传统概念下的行业边界、地理边界和文化边界正在被打破。因此，“超级桥”的另一个宗旨是跨地域、跨文化和跨学科。例如，我们与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赋能全球机构投资人投资绿色碳汇的交易体系。这体现了区块链技术在科技、金融和环境ESG三个界别的作用。这种跨界的技术运用、金融融合和产业融合是明显的趋势，而“超级桥”为观众和参与者提供了打破藩篱的机会。
我们希望让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的创业者和产业领袖直接与全球长期资本的决策者对话，消除信息传输中的扭曲和偏见。当创业者的创新故事与资本决策者相碰撞时，会产生非常好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在全球资本市场从业29余年的中国人，很感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这次“超级桥”峰会也特别邀请了节能减碳、环保科技、化工新材料、旅游 AI以及数据科技等领域的中国优秀企业参会，希望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直接面对全球长线资本决策者的机会。我想，这也是我作为从业人员能够为中国财富创造者和创新者提供的一点小小的帮助。
